“用学术讲政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建立起一种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良性互动机制，让政治话语不是纯意识形态式的简单解释与灌输，而是更好地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以更为彻底的理论说服人、打动人和武装人，为特定政治话语的承载与践行锻造出可靠的主体力量。

　　当前，无论是阐述“彰于外”的“中国道路”“中国问题”，抑或是凝练“修于内”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的间隙和断裂均不容小觑。促进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良性互动，必须防范两种典型的倾向，一方面要避免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陷入“自我循环”，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堕入错误学术话语编织的“理论陷阱”。
　　避免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陷入“自我循环”
　　“用学术讲政治”，与之相对的便是用学术讲学术、用文件讲政治。如果出现了用学术讲学术或用文件讲政治，也就意味着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各自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封闭循环之中，彼此“老死不相往来”。这在一些领域的教学中更为突出。
　　用学术讲学术，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政治冷淡主义和价值中立的倾向，在有些人看来，确实存在与特定阶级意识形态毫不相关的、纯之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不仅与政治无关，更应远离政治。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蒂安·巴里巴尔就曾指出，从历史和现实出发，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一种官方马克思主义，它便不再具有创造性，如果想使其恢复活力，就必须严格区分“官方马克思主义”与“学术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政治的装饰品。很明显，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会沉溺于做书斋式的学问，也从来不会相信世界上存在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而是向来都将政治话语视为学术话语的最高表达方式和实现形式。
　　相对用学术讲学术而言，用文件讲政治现象突出表现为简单地将上级讲话作为下级发言的“词典”，对政治话语进行语录式、碎片化的裁剪和复制，在诸多政治词条的无限次“循环论证”中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例如，在论及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议题时，对于“不平衡不充分”和“美好生活向往”的理解，有些仅止步于报告中的原话、驻足于现实生活中最为表层化的社会景象，而没有或较少利用相关理论知识进行纵深式的解读和剖析。再如，对于“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认知，有些多限于传统文件中强调的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领导，而较少涉及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从一般性向特殊性的“创造性转化”，没有认识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必然不同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其领导方式在军队、教育、国企、农村等不同部门也不尽相同。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党的领导便容易沦为一种抽象的存在。这种用文件讲政治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帮助党政领导干部洞透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深刻内涵，容易使其对有些问题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甚至滋生出各种曲解和质疑，从而对实际工作产生误导。
　　避免堕入错误学术话语编织的“理论陷阱”
　　“用学术讲政治”，可被视为是对“用学术讲学术”和“用文件讲政治”的克服。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用学术讲政治”，也有正误之别。正确的学术话语可以增进对政治话语的理解和认同，相反，错误的学术话语则会对政治话语的认知产生严重干扰和误导。
　　在教学实践中，一方面要走出政治话语“自说自话”的怪圈，要用“学术讲政治”，但同时又要避免堕入错误学术话语编织的“理论陷阱”之中。在两种话语的转换过程中，要避免“错把冯京当马凉”，或是“反认他乡是故乡”，避免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错配，防止正确的政治话语被错误的学术话语默读、误读、歪读。事实上，西方各种错误思潮对我国的渗透，往往采取的就是“用学术讲政治”的伎俩，将具有西方特定价值判断的政治话语伪装成看似纯粹公允的学术话语，一旦被这种学术话语所迷惑，就等同于接受了它“一揽子”的政治价值推销。
　　在学界，这种用错误理论解读政治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有人试图用西方的宪政思想来解读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人故意把体现新自由主义的西方供给学派理论当作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来源；有人狭隘地将西方公共产品理论作为我国国有企业存在发展的立论依据；还有人甚至将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等同于民粹主义而大加鞭挞，等等。这种所谓的用学术解读政治，表面上看，政治话语貌似是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应用，但实质上，原有的理论自信和制度优势恰恰是在这种错误学术话语的曲解和误导下逐渐丧失殆尽。
　　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用文件讲政治，还是用错误的学术话语讲政治，这些现象折射出的都是教师的“本领恐慌”问题。正是因为理论知识的匮乏，才导致用文件解读文件，才导致个别人盲目将西方的主流思想和理论奉为圭臬，用有限的西方学术话语来宰割和裁剪中国无限丰富的历史和现实，混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界限，亦步亦趋、东施效颦，而这一切均源于理论文化的不自信和辩证法的匮乏症。
　　促进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良性互动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本身就需要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政治话语是话语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它刻画和彰显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主张，任何学术话语的存在都不能屏蔽特定时代下政治话语的“大背景”。在我国，这种政治话语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集中表述。
　　另一方面，学术话语是话语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承载者。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离开学术话语的有力支撑，尤其是一旦偏离、背离科学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的“意识形态虚假性”便会暴露无遗。理论一旦不能掌握作为实践主体的群众，精神便无法转化为物质的力量。
　　教学中，在实现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良性互动的同时，更应侧重学术话语如何更好地为政治话语服务这一议题，毋庸置疑，这是由党校的性质定位决定的。党校姓党的根本原则，决定着“用学术讲政治”本质上就是如何用学术话语讲好政治话语，如何通过学术话语的阐释和传递，更好地致力于政治话语的达成和实现。这不仅需要党校教师“讲政治”“懂学术”，而且更加要求我们要掌握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的有效转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旗帜鲜明的政治话语，其本身又是一套严密深邃的学术话语；自身所崇尚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洞透性交相辉映。不仅让信仰者具有话语的双重气质，而且对错误学术话语编织的各种“理论陷阱”天生免疫。在一定意义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门“看家本领”，就是抓住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良性互动的“总开关”。

（信息来源：http://dzb.studytimes.cn/shtml/xxsb/20180328/3217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