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鼓浪屿远望厦门岛（2017年8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东海之滨，鹭岛厦门。这里千年浪涌，潮涨风起。

当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扬帆出港，历史的坐标就将其定位为中国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这个曾经偏僻的海防小城，在40年改革开放中破浪前行，昭示出中国城市蝶变的密码。

“如今，海风海浪依旧，厦门却已旧貌换新颜。”习近平总书记对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就在一年前，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时，他回首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盛赞这座城市的“高素质、高颜值”，“勇敢坚毅、吃苦耐劳的当地人民，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用自己的双手把厦门变成了一座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对外交流密切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当鹭岛儿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这满怀深情的声音，回想当年他在厦门工作的日日夜夜，感触尤深。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领导者、拓荒者、建设者，习近平同志在这片充满激情的热土，与广大经济特区建设者并肩奋斗，开启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生动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凝结其中的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至今仍指引着这座城市破浪前行的航程。

勇于先行先试

探索推动一系列开创性改革举措

“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

——1987年6月8日，习近平在厦门市委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

1985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这年夏天，习近平风尘仆仆从河北南下赴厦履新，担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时任厦门市体改委副主任朱丽水回忆，习近平到厦门后分管体制机制改革，直接领导推动了一系列棘手的改革探索。“放水养鱼”就是其中之一，激活了厦门港，也激活许多身处困境的国企。

到厦门不久，习近平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东渡码头，迎海风极目远眺。他踱步走到桥吊旁，抬头望着这几十米高的大家伙，询问工作人员它们能吊多少货。这是厦门港仅有的两台桥吊，一个吊一年仅完成3.5万个标箱，香港同样的吊每年却能完成12万个。通过数次到现场调研，仔细听取企业干部员工意见，习近平把问题搞清楚了——运输能力不够，设施不完善，流程环节不配套，而政府没有更多的钱给企业完善设施。

微利或微亏，这不仅是厦门港务局的窘境，也是当时厦门绝大多数国企的难题。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说，政府不要你们利润，你们赚来的钱，财政一分都不要，利润留给你们，但你们必须答应一条，赚了钱首先用来完善设施。”一位老港务人回忆当时一次会议的情景。

改革，因问题倒逼。厦门在全国率先出台税利分流措施，全市66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针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上交比例。其核心目的是，除交税外，尽可能把红利留给企业发展生产。改革第一年，厦门港务局就赚了2000多万元，没几年赚了七亿多。

时任厦门市财政局党组书记沈丹回忆，习近平非常重视这项支持企业发展的利改税政策，事实也证明这项改革非常有效，国企得到迅速发展。

那时的厦门，怎么建经济特区，尚无经验可循。习近平此番到厦门来，“就是想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他曾深情回忆说，“到经济特区工作，是我第一次走上市一级的领导岗位，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第一次亲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这三年是全面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刻苦的学习过程，从中得到了历练。”

1986年，厦门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机构改革试点城市。习近平担任市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设等领导机构负责人，牵头研究制定了推动经济特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机构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牵扯许多利益，难度与阻力巨大。”厦门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林朝晖说。

人们很快发现，平时谦逊随和的习近平，在改革问题上果断干脆、态度坚决。他在不同场合提出，“经济特区的任务就是改革，经济特区应改革而生，我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一次市委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说，“改革，先走一步有风险，但国家需要有人去蹚路子，搞好了，为国家以后的改革提供经验，起纲举目张的作用”。

朱丽水回忆，“当时的改革，只说是社会主义体制的自我完善，以什么为目标，要改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答案。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行政机构改革是拆庙并庙，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搞好对外商、基层、企事业的服务工作。所以，当时的方案力度很大，直接动刀，砍掉很多政府机构”。

1987年，厦门工业系统的8个专业局全部砍掉，在全国率先实行大部委制，简化企业审批、放权给企业。“这一刀下去，很多人哇哇叫，但就是要逼着大家解放思想尽快上路，融入市场经济。”市体改委同志回忆道。

推动厦门实现计划单列，为厦门长远发展争取有利条件；在全国首次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原则，建立精简、高效、廉洁、团结的政府；推动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成立华侨投资公司和地方保险机构，建立厦门外汇调剂中心……习近平在厦门推动的一系列大胆改革，许多思路和举措在全国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磅礴活力。

扩大对外开放

积极探索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之路

“厦门，寓意‘大厦之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对外开放之门，衷心希望把这个对外开放之门建设得更快些更好些。”

——1986年6月，习近平在厦门发表的题为《发展横向联系，加快特区建设》的讲话

2015年9月23日，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商用飞机制造厂。国家主席习近平登上一架即将交付给厦航的波音—787飞机，深情回忆起参与厦航组建的往事。

“30年前，我担任厦门市的常务副市长，分管厦门航空公司，参与了它的组建和它的初创阶段。初创阶段的厦门航空公司，连带厦门机场，都是利用国际贷款发展的，当时也就只有几架飞机……”

作为我国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化运作的航空公司，厦航的诞生，是我国民用航空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对厦门而言，它为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插上了翱翔的翅膀。

“为了厦航，习近平同志倾注心血。当时地无一寸、房无一间，没飞机、没机组。习近平同志经常跑北京，寻求中央、空军和民航局的支持、支援。”厦航原副总经理宋成仁说，这些往事，老厦航人耳熟能详。

经习近平不懈努力，厦航得到了民航部门的支持，由金融机构担保，向美国波音公司租借了两架波音—737飞机用于运营。如今的厦航，已拥有200架飞机，运营航线350多条，成为中国民航唯一连续保持31年盈利的航空公司。

当时，厦门机场太小，扩建刻不容缓，但没钱建设。习近平担任“厦门机场扩建工程科威特贷款领导小组”组长，经过艰辛努力，争取到了科威特政府1800万美元的贷款，解了机场扩建的燃眉之急。

1986年，习近平为厦门航空梦奔波的同时，也为另一件事频频向北京专家求教，那就是探索建设自由港。

习近平到厦门工作，正是国务院刚刚批复厦门可逐步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后的关键时期。当时，自由港在全国都是个新事物，几乎没人搞得懂。习近平决定先从学习研究入手。他向市委和市政府建议，组织抽调有关职能部门和研究机构精干人员，率先开始了对探索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研究。

时任厦门市计委副主任的郑金沐回忆，“习近平同志经常带我们上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拜访著名学者，虚心求教各种问题，邀请该院经济研究所与厦门合作研究。他勤学好问爱钻研，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

改革开放需要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习近平带课题组到新加坡考察，组织全国第一个关于“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国际研讨会，为厦门积累相关的国际资料和数据。

改革开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厦门没有完全参照新加坡的自由港模式，而是立足自身条件，提出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具体构想，明确采取渐进式、经“三步走”，把厦门建设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第一步在象屿建保税区；第二步把保税区扩大到全岛，转为自由贸易区；第三步有限度地在全岛放开自由港。

“这是对中国特色的自由港发展之路的最初探索，在全国都具有很强的开创性。”林朝晖说，厦门成为这套构想最直接的受益者。此后，厦门经济特区实现了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区港联动、保税港区，到自贸试验区的迭代升级，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

融入世界经济潮流，须及时掌握国内外经济信息，闭塞已久的岛城，如何拥有“千里眼”？习近平将经济信息中心的筹建，列为全市基础设施八大工程之一，在他的推动下，厦门市经济信息中心很快建成。

厦门经济特区刚扩大到全岛，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中央只给了5000万元，财政捉襟见肘。沈丹说，“习近平同志分管财政，为解决‘钱袋子’问题，他采取了多项举措，许多都具有开创性”。在习近平推动下，厦门率先建立经济特区金融体系，率先借外债搞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成立外汇调剂中心，率先组建金融同业公会，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

习近平将厦门视为中国的窗口，一个对外开放之门。他带着厦门人民在改革开放初期，硬是凭一股闯劲，蹚出了一条双向辐射的开放发展之路。如今的厦门，已经成为我国国际交通的重要枢纽、国际资本的重要聚集地、国际交流交往的重要窗口。

科学谋划战略

高瞻远瞩为厦门擘画永续发展蓝图

“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要长远考虑，统筹全局，不能只顾眼前，临时应付，那样会事倍功半，甚至会迷失方向，把握不住全局的主动权。”

——1986年7月30日，习近平在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课题专职人员动员和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

1986年，一场征文活动——《2000年——我心目中的厦门》在《厦门日报》展开，引发全市性大讨论，众多投稿纷至沓来，抒发对未来的畅想。

这场梦之旅，是习近平领导制定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后来有十多篇征文中的善计良策被采纳。

时任厦门市委副书记的李秀记回忆，“当时，厦门经济特区经过5年建设，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一个发展战略作为决策指南，以实现更快更好发展。”

习近平迅速组织人马，直接牵头，担起重任。他带领十几家单位、100余位专家教授、实际工作者组成课题组，深入调研，摸清厦门市情家底，写出几十万字的调查材料。分21个专题研究，不断论证，历时一年半，形成20余万字的战略报告。当时正在旅游局工作的彭一万参与了战略编制，他说：“别的地方都是做五年计划，习近平同志要做十五年的城市发展战略，还请来不少国内著名专家参与，这种高瞻远瞩让厦门的同志印象深刻。”

这个发展战略，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十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习近平在其中，深深思考这座城市的永续发展之路。

“习近平同志不光谋划城市基础设施体系、产业发展、体制改革，探索自由港建设和对台交流合作，同时也对教育科技等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鼓浪屿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人口规模控制，都进行专章研究作出规划，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作出明确部署，体现出创新的前瞻眼光和统筹协调发展的强烈意识。”郑金沐说。

在制定发展战略过程中，习近平不断强调，“要尊重城市特色和发展规律”。1987年8月5日，市委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抛出一个问题：厦门的城市特色是什么？

答案，写在发展战略中。它把厦门经济特区放在国家改革开放全局和世界经济发展大格局中审视，明确厦门的战略地位、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对策，后来成为指导厦门城市中长期建设发展的战略蓝本。

到省里任职后，熟悉厦门、心系厦门的习近平，没有停止对这座城市发展的战略思考。

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习近平到厦门调研，一针见血点出厦门发展瓶颈——“厦门本岛基本饱和，而岛外发展明显滞后，经济腹地空间小……拓展中心城市发展空间，扩大经济发展腹地，已成厦门建设发展当务之急。”

如何开拓厦门发展的新天地？习近平发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动员令，鼓励厦门加快从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生态城市转变，并指明了“四个结合”的跨岛发展战略思路——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结合。

这一战略的实施，开启了厦门气势如虹的加速跨岛发展、推进岛内外一体化的进程。沿着习近平擘画的蓝图，厦门转型发展不断续写新篇章，城市承载功能、综合实力、区域辐射带动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注重生态环保

刹住乱砍、滥伐、乱采风 综合治理筼筜湖

“能不能以局部的破坏来进行另一方面的建设？我自己认为是很清楚的，厦门是不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发展。”

——1986年1月10日，习近平在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1985年12月16日，鹭岛冬日，乍寒还暖。厦门市委常委会、副市长联席会召开，气氛透着严肃。

习近平坐直身子，神情凝重，“人大监督，让我们看到政府工作中的疏漏，我们要以此作为开创厦门城建、环保工作新局面的一个新起点，统一领导，层层建立责任制”。

就在10多天前，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部门领导，走进万石山风景区、登上鼓浪屿、来到海滩边。大家看到，有些地方挖沙取土、开山取石，让山峰变成了“癞痢头”，沙滩的滩底裸露。对此，市人大代表提出了批评，不仅指责乱砍滥伐乱采者，也指出政府管理不力。

习近平迅速作出部署，要求城管、规划等部门深入现场勘查，摸清全市情况，研究对策。“4天后，先封闭全岛沙场和违章采石区，城管办派宣传车上山下乡宣传，公安、城管、城建监察大队出动主要力量，巡逻检查执勤。”“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出详细的而不是笼统的实施细则，然后张榜公布，让大家都知道。”

一场自然资源环境保卫战，席卷全市。但不同声音出现——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怎么搞经济建设？农民自古“靠山吃山”，林木不能砍，农民吃啥？

1986年1月10日，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习近平代表市政府发言。

他开宗明义表明态度，“保护自然风景资源，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我来自北方，对厦门的一草一石都感到是很珍贵的。”“厦门是属于祖国的、属于民族的，我们应当非常重视和珍惜，好好保护，这要作为战略任务来抓好。”

关于环境保护与建设发展的关系，习近平阐述了他的观点——

“由于愚昧造成的破坏已经不是主要方面了，现在是另一种倾向，就是建设性的破坏，这种破坏不一定就是没有文化的人做的，但反映出来的又是一种无知，或者说是一种不负责任。”

这次会上，习近平从全局高度提出切合厦门实际的具体措施——

“岛内开采问题，能不能开，开多大，什么地方开、开采方式、保护措施这些问题由有关专家组成一个小组，进行勘查审核，提出方案，报人大审议。总的原则是：对于岛内要采取最大限度的保护，对于岛外、郊县，也要加强管理、规划和审批。”

“岛外的乡政府应该十分重视如何帮助农村农民广开门路，发展新的就业门路。过去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破坏资源的做法要坚决管住，这是各级政府的职责。”

“站位高远，言辞诚恳，习近平同志不仅流露出对这片土地深厚的情感，而且观点鲜明，很有说服力，让大家更加明确了环境保护的态度。”时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祖义曾回忆说。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对筼筜湖的治理更是投入大量心血。”曾任筼筜湖管理处处长的郝松乔，回忆起筼筜湖的治理过程，感触颇深。

筼筜湖，原先是深入厦门岛的内湾渔港，“筼筜渔火”是厦门历史上的八大景之一。上世纪70年代修堤围海造田，导致筼筜湖变成基本封闭的内湖，城市污水大量排入，湖水变黑发臭，鱼虾白鹭绝迹。

“筼筜湖何时不再黑臭？”市民群众关于治理筼筜湖的呼声，习近平感同身受。

1988年3月3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关于加强筼筜湖综合治理专题会议，打响了厦门整治环境污染的一场大硬仗。会议明确建立综合治理机制，组建由相关职能部门和专家组成的筼筜湖治理领导小组，创造性地提出“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的20字方针。针对前期资金不足问题，明确每年投入1000万元财政资金，占当时全市基本建设支出近10%；同时，多渠道筹措排污费、土地批租收入、借款和技改资金，以空前力度加大投入。

厦门市遵循习近平同志确立的工作方针，先后进行了四期大规模整治。曾经的臭水湖，蝶变为如今碧波荡漾、白鹭翱翔、繁花似锦的“城市绿肺”和“城市会客厅”。昔日消失在城市变迁中的“筼筜渔火”，幻化成今日更加璀璨耀眼的厦门新景——“筼筜夜色”。

重视文化传承

修复八卦楼 编制规划保护鼓浪屿

“能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十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者为数并不多，很有必要视鼓浪屿为国家的一个瑰宝，并在这个高度上统一规划其建设和保护。”

——1987年，习近平对鼓浪屿万石山片区总体规划小组提出的要求

1986年的一天，习近平在鼓浪屿刚作完一场报告，走出大厅，时任厦门博物馆馆长、负责八卦楼修复工作的龚洁拉住了他。

“副市长同志，请您参观一下八卦楼。”龚洁发出邀请。

“好啊！”习近平答应得很干脆。

在院落转了一圈，龚洁说，“还有楼上”。

“我知道你的意思。”习近平马上说。

习近平走进楼内，拾级而上，每走一步，老旧楼板嘎吱作响，屋顶长期漏水遗留下一道道黄褐色霉迹。有小孩跑过，楼板晃动。

“缺多少？”习近平边走边问。

“30万元。”龚洁答。

“明天来拿。”习近平说。

龚洁至今难掩激动，“就是这么干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他拨出的这30万，彻底扭转了一座百年建筑的命运！”

彼时，厦门到处都要发展、到处都缺钱。对于八卦楼的维修，厦门市之前筹措了50万元，国家文物局下拨了48万元，但很快就不够用了。习近平批下的30万元，十分珍贵。

整修后的八卦楼，如今成为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因完整保持了当年的历史风貌，八卦楼和另外52栋历史建筑，成为鼓浪屿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在后来的申遗过程中，受到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专家的高度评价。

2017年7月8日，鼓浪屿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追溯往昔，如果没有当时习近平同志领导编制的首部总体规划，鼓浪屿科学保护的历程不会那么顺利。”彭一万感慨地说。

改革开放之初，在经济发展的热潮之中，不少人忽视了鼓浪屿的珍贵之处。很多老别墅年久失修，还有渔民拆了老别墅的砖石回家砌灶台、砍了珍稀名木回家烧火。

但习近平将这个小岛视为“国之瑰宝”。他曾动情说，“在我国城市和风景区的建设中，能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十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者为数并不多，很有必要视鼓浪屿为国家的一个瑰宝，并在这个高度上统一规划其建设和保护”。

彭一万说，习近平同志为大家打开全新思路，不仅限于风貌建筑，更用全局眼光进行全岛保护，包括岛上的一草一木与历史人文资源。

章维新，鼓浪屿游览区管理处副主任，1987年参与过鼓浪屿—万石山片区总体规划。“习近平同志经常来指导工作，嘱咐我们，一定要把基础资料摸齐、摸透、做实、做细。正是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规划小组用了近一年时间，把包括鼓浪屿在内的厦门风景名胜区的家底给摸清了。”

2001年9月底，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习近平再上鼓浪屿。游人如织。旅游时代的鼓浪屿，如何保护与传承文脉？习近平提出新的思考——鼓浪屿至少有4个特点可以大做文章，即风景系列、海洋系列、琴岛系列以及人文系列。

第二年6月14日，习近平来厦调研又登临鼓浪屿，看着眼前百年风华的小岛，强调要把鼓浪屿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017年，鼓浪屿申遗成功，已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为民务实担当

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经济特区不特在有什么特别的享受，而应特在特区建设者有特别高的纪律、理想、作风这些方面。”

——1986年1月10日，习近平在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1986年夏，小暑以来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已连旱一个月，本该抽穗扬花的水稻大面积枯死。同安县一处稻田边，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习近平眉头紧皱。

“不能等！拖拉机、电灌抽水机、柴油、化肥，都赶紧调配。”站在田埂上，习近平当场拍板，并督促有关部门，尽快落实。

习近平带队，到田间地头，站在抗旱第一线，及时解决实际问题。全市迅速掀起抗旱热潮，领导干部和群众齐上阵，一边挖渠抽水抗旱保苗，一边抢插晚稻，抢种晚地瓜、秋花生。

那年，夏旱连秋旱，厦门出现三十多年未见的百日大旱。因抗旱及时，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年底一统计，当年农民人均收入不但没有减少，还增长了20元。

这件事，一直被当地群众津津乐道，不少群众说，习副市长敢负责有担当。

“习近平经常用孙中山先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的话来勉励自己，说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李秀记说，习近平同志为人非常谦逊，刚到厦门就上门拜访一个个老干部，向他们请教学习。

曾任厦门市委常委、同安县委书记的蔡景祥回忆说，习近平从不讲大话，他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从一件件小事做起，做一件是一件。

在厦门期间，习近平一次次上高山、进海岛、下农村、入农户，骑自行车跑企业、坐拖拉机进山，每到一个地方，就掏出本子和笔，认真听、仔细记。他说，“当干部就三招，认路、认邻、认特点，那个地方什么特色、什么资源搞清楚了，工作就心中有数了”。

时任厦门市委副书记的王金水回忆，“习近平同志到厦门时，是市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他做事很扎实，很注重调查研究，不打官腔。他经常深入基层，对基层碰到的难题，不是叫别人写报告，而是直接带到市政府落实，很快就解决”。

习近平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特区不特在有什么特别的享受，而应特在特区建设者有特别高的纪律、理想、作风这些方面”。

到厦门不久，习近平连坐车带步行，到厦门海拔最高最偏僻的军营村和白交祠村调研。那时，通往村庄的是又窄又陡、坑坑洼洼的黄泥路，习近平一脚泥步行进村，坐下没一会儿，就急切地走到田间地头，了解村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寻找贫困根源。

在同安，农民泡功夫茶的杯子，积着厚厚的褐色茶碱。当时在家里接待习近平的一位农民说，“我端出的茶杯，很多下乡干部都喝不下去，但习近平同志端起杯子就喝。乡亲们心里很感动，有什么掏心窝的话都对他说”。

经过细致调研，针对山区村发展的实际，习近平因地制宜提出“山上戴帽，山下开发”的发展思路，即山上植树造林，山下种果种茶，发展多种经营。这一思路，指导军营村和白交祠村走出了一条生态建设与脱贫致富有机结合的绿色发展之路。如今，这两个村子都穷乡变富壤，山上造林“戴帽”4100亩，山下发展茶园6000多亩，打造“一村一品”。近五年，两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接近翻番。

“为民务实，勇于担当，依法办事，廉洁自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身体力行的这些作风，经过实践的潜移默化，深深根植于厦门干部群众的头脑中，落实到经济特区建设的行动中，并不断弘扬光大，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林朝晖说。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 人民日报 》（ 2018年06月23日 01 版）

（资料来源：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623/c1024-300779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