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日益繁荣和长足发展，就必须形成一支合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队伍。而从社会科学自身的生长规律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成功的大概率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具备这样几种必备要件，方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即：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拥有结构合理的多方面知识储备；拥有坐标定位能力；拥有一个稳定并且是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拥有一个自己擅长并且具有一定话语权的中层理论；拥有原创意识和原创能力；拥有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拥有规划能力。
社会科学研究者；必备要件；社会责任感；中层理论；原创能力
吴忠民(1959-)，男，山东青岛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无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正处于空前发展繁荣的时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1]。
而为了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了社会科学的日益繁荣和长足发展，就必须形成一支合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队伍。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现在社会科学界开始前所未有地强调学术诚信，反对学术不端，这固然是一件极为重要、必须做的事情。但更应当看到的是，学术诚信原本只是属于学术活动的底线问题，是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原本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合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还必须具有内在的必备要件，这主要是指研究者的基本学术能力以及基本学术素质。在社会科学影响力日益增大、社会科学研究者队伍迅速扩容以及社会焦虑弥漫的今日，为长远计，积极推动研究者自身内在素质的升级换代，使之具有必备要件，是一件必须予以极为认真对待和倡导的事情。舍此，合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队伍就不可能形成。
那么，一个合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具备哪些必备要件？尽管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具体状况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各自研究风格千差万别，但其中总有些规律可循。笔者的个人体会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从社会科学自身的生长规律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成功的大概率的角度看，只有具备以下几种必备要件，方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科学研究者“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2]。
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是社会分工当中的一种职业，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杠杆。这就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但必须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职业行为规范，还必须具备以推动社会进步为使命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一切研究行为的基点和原动力。“学者一旦具有社会责任感，就会将学术视为一项伟大的事业来看待，由之产生一种对于学术的敬畏、诚意和诚信，并甘愿为学术付出巨大的精力乃至生命的投入。”
[3]应当说，社会责任感越强，研究动力就越强劲，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还能够使研究者生发出一种坚忍卓绝的意志。这种坚忍的意志能够使学者有效抵御种种诱惑。社会科学研究者并非生活在真空当中，而是需要拥有同他人相同的有尊严的基本生活。虽然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者所从事的领域，并不是一个能够大幅度增加财富的行当，但是，改革开放初期曾经一度出现的“脑体倒挂”现象毕竟已经消失，如今社会科学研究者满足自身及家庭基本生活的尊严底线越来越不成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科学研究者理应具有一种基本的职业操守，以有效抵御当下如金钱、权力、奢华生活等五颜六色的诱惑。这种坚忍的意志还能催生像是西南联大校训所说的“刚毅坚卓”的执着奋进精神。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十分艰辛的探索、创造的事业，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一种“刚毅木讷，强力努行”“结硬寨，打呆仗”的奋进精神和意志力，而杜绝各种各样讨巧、浮躁、制造学术水货和泡沫的行为。再者，坚忍的意志还体现为一种辛勤劳作的行为。试想一下，每天实际工作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人，同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的研究者相比，其最终研究成果自然是无法望其项背。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西南联合大学，一批学者之所以能够在苦难的生活状态当中坚忍地进行勤奋努力的学术研究，并推出大量有着传世价值的现代学术成果，创造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普遍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背负着沉重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有重要影响。这一点，有时容易被人们忽略。虽然还不能笼统、简单地说“为学而学”的行为就一定不应该、不合理，因为这种行为毕竟也是一种学术行为类型，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之所以喜欢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想很多，其主要原因就是出自本能化的喜欢，而且这种喜欢甚至能达到某种“痴迷”的程度。但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从本能喜欢的角度去选择研究议题，那就很难选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题目。相反，一个学者如果基于社会责任感去选择研究课题，其视野无疑会更加开阔，其选定的议题也会具有更大更长远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价值，同时也会具有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4]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等同于急功近利的做法。
从有效推动社会进步的立足点出发，在现阶段，社会科学研究者理应更多地关注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进步，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大问题、真问题和新问题，如中国道路、市场经济、非公经济、现代化、社会公正、国家治理、互联网问题，等等。无论是从以往学术史的角度看，还是从近年来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于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不但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同时还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
从历史上看，中国学人有着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情怀。换言之，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学人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基因。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拥有的某种特有的优势。只要假以时日，就整体而言，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相对来说更容易形成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知识储备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一个研究者拥有的知识量大小、知识层面多样性以及知识储备结构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研究深度的大小、研究高度的高低以及解释力的强弱。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当知识储备具有必需的“基本量”之后，应当更加看重研究者所拥有的知识储备结构合理性如何。结构合理的知识储备，能够使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使研究者研究者观察问题的角度更加综合全面，进而使得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的感知能力、体认能力以及分析概括能力更为增强。从知识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研究者必要的知识储备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跨学科的知识储备。作为一个研究者，大都分属于某个特定的学科。所以，每一个学科的研究者，对于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特有的研究方法以及特有的文献，自然应当是烂熟于心。但如若仅仅停留于此，则是远远不够的。原因很简单。同现实社会相一致，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知识原本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们只是为了研究方便起见，才人为地将社会科学具体区分为不同的学科。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只是囿于某一个学科，要对某个涉及面稍大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难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很难对该问题有所关联的相关问题有基本的了解，进而对该问题本身也就难以进行全面的把握。比如市场经济问题，看似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但实际上市场经济还涉及社会、政治、文化、伦理等多个领域，所以对于市场经济问题，应当以经济学为主，并从相应的多个学科的视角对之进行综合性研究。唯有如此，方能对市场经济问题有一个全面而科学的认识。由此可见，一个研究者应当以一个学科的知识为主，并大量学习、储备其他学科特别是相关学科的知识。
二是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知识的积累。研究者的知识储备不应仅仅限于汲取书本上的知识，还应当多了解现实社会的具体状况，应当多“接地气”，多到不同的地区去看看，同不同人群的成员多交谈多交流。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是一个包括人和物在内的复杂巨系统。人要正确认识社会系统及其规律，就必然使自己参与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这种‘有人系统’的认识模式与‘无人系统’的认识模式便有很大的区别”
[5]。
现实社会充满了生命张力。现实社会的生命张力需要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去感受。对现实社会生命张力的有效感受会带来学术的张力。通过这些做法，能够获取对现实社会当中的现实问题鲜活、立体的感受，并且在不小的程度减少自己在“纯”书斋里形成的对于现实社会的误判。笔者几年前曾在一次个案访谈中，分别向几位退休人员、工人和农民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未来最担心的前三位问题分别是什么？”答案几乎是出乎意料的一致：“从来没想过。走一步看一步。”这一回答，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此不禁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设计一些抽样问卷时，或许对被调查者的所思所想并不是很了解。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所形成的调查问卷，以及在这些调查问卷所获取的数据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调查报告，其准确性、可靠性难免会降低。
三是实现学术、思想、学养这三者之间的平衡。如果说，跨学科的知识积累以及现实生活知识的积累这两件事情相对容易受到重视的话，那么还有一件十分重要却经常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合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还应同时重视学养的涵育。
应当说，学术、思想、学养这三者相互间尽管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但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在一些负有盛名的大学者当中，有的以学术见长，而且学养深厚，但这些超级大学者相对来说却可能缺少思想高度。比如，像陈寅恪、钱钟书等学贯中西的超级大学者，无论是就其学术还是学养而言，均为超一流水准，但客观上讲，他们的思想高度尚未达到与其学术和学养相匹配的地步，因而其在理论上的原创性贡献相对较小。而有的大学者则是有学术有思想，但相对而言却是缺少学养。最理想的状况是能够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就是把学术、思想、学养这三者结合得十分成功的典范。
就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学术、思想、学养这三者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缺一不可。相对来说，“学术”侧重于研究的方法、路径、构架以及研究议题的设置，学术决定着研究本身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思想”侧重于问题的解释以及结论的形成，思想决定着研究的原创性以及研究的高度；“学养”则是侧重于从“人”本身的视角对于问题进行体认和理解，学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归属。
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及学养问题，是因为人不是机器，也不是动物，而是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当中生长起来并具有不同行为取向的人。学养事关研究者对于人本身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体和“人”的共同体的感受和理解。对于人以及由无数个具体的人所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研究，需要给予人文关怀，需要给予学养基础的支撑，以此使得研究具有“人”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学养问题极为重要、不可或缺，但不能将之放到一个无以复加的位置，否则便会过犹不及，出现对现实问题在“人文”上的过度解读的情形，进而会影响对问题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数十年来，从整体上看，中国社会科学界没有涌现一大批在世界范围内拥有重大影响力的杰出学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存在“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6]。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如历史的、现实的原因，等等。其中的一个直接原因就在于“50后”“60后”“70后”“80后”乃至“90后”的数代研究者相对来说普遍缺少学养的浸润滋养，致使学养基础普遍较为薄弱。这是我们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者队伍建设所面临的一个明显短板。这个短板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应当予以矫正。
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具有一种坐标定位意识，亦即历史坐标感和现实方位感。而且这种坐标定位意识应当达到一种本能化的地步。在研究问题时，研究者应当具有一种本能化的历史意识。“基于历史意识，便容易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问题处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哪个坐标点上，问题的下一步趋势是什么。基于历史意识，还有助于形成现实定位能力，弄清这个问题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当中究竟处在哪个方位点上。当纵横两个维度的坐标点确定后，基于历史意识，还需要厘清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前后左右状况，弄清多种相关观点。”
[7]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当时法国发生的路易·波拿巴政变事件的分析堪称典型范式。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由于大都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训练，因而更容易拥有研究分析的坐标定位能力。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个优势。
具有坐标定位能力，对于研究者来说至少有两个益处。第一个益处是，防止研究分析陷入就事论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误区。几乎任何一个涉及面稍大的研究议题，与其关联的问题、影响因素大都是十分复杂、多样、凌乱。面对头绪如此之多的种种问题，研究者难免会程度不同地产生一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而坐标定位能力则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一旦形成了坐标定位能力，就可以使研究者做到心中有数，具有选择的主动性和分析的历史性，且视野开阔，从而能够“居高临下”地把控问题的研究，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分析相关的各种影响因素，而不是被动地让问题牵着自己走。第二个益处是，有助于使研究者对于问题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通过坐标定位式的解释，不仅容易说服自己，也容易说服别人。
对于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一个很大的忌讳就是四面出击，兴奋点过多，而忽视了主要研究方向。读书应当广博，研究方向则应当集中。千万不要倒过来。如果读书很少，研究方向、兴奋点却很多，这就麻烦了。在学术界，我们不难发现有一种让人叹息的现象。一些学人天分很高，同时又比较勤奋，却没有取得应有的学术成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这些研究者往往缺少一个长期稳定并且是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一些研究者尽管天资极佳，悟性极高，触类旁通，一点就透，但由于其同时进行研究的涉面过于广泛，议题兴奋点过多，这些过多的兴奋点必然会占据、分散其过多的精力，使之无法集中精力在一个大的领域或方向全力以赴地进行研究，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对研究议题进行必要的沉淀、感悟，因而难以取得本应取得的更大成就。
显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拥有一个稳定并且是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一个研究者如果选定一个既有重大学术价值同时又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用
20年以上的时间，围绕这样一个大方向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那么，随着相关成果的不断积累，比如围绕同一个大的研究方向扎扎实实地写了20篇文章之后，越往后面，再写一系列文章，就可能实现质的飞跃，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这个研究方向、研究领域的制高点，就容易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当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力，甚至取得一定的学术话语权。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会产生一种经济学所说的“复利”效应，亦即学术成果积累的“复利”效应，而不是简单的数量积累。如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某种几何型发展的效应，促成自己学术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某个时间点上突破某个“瓶颈”或“临界点”，实现“质的飞跃”。这一点，已经被很多成功的研究者反复印证。
相反，一个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如果比较分散，那么其结果肯定是每一项研究都浅尝辄止，其研究总投入和总产出之间的“性价比”必然是相对低下。比如，如果同样是写
10篇文章，同时这10篇文章的议题又是分散在10个研究方向上，那十有八九是每一篇文章都比较浅显，学术贡献度很小或者是干脆没有。长此以往，这些研究者的研究水准不可能有所提升。
另外，我们还能经常见到一个现象，一些研究者一到50岁，就没有多少成果了。斗志及精力的减弱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研究者由于长期没有稳定的研究方向，所以到这时已经没有什么题目可写了。而自己对零打碎敲式的随机性写作已经麻木，没有了兴趣和新鲜感，同时，高级职称等外在名分已经得到，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干劲，只能是少写或不写文章。
这里，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向显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简单来说，研究方向选择的标准至少应当有两个，一是学术延展空间和现实意义同时都很大的研究领域，二是能够同时打动自己也能够打动别人的研究领域。
理论是解释问题的工具或框架。如果没有理论做依据，那么，很多研究没法进行。即便进行研究，也多是“工匠”“技师”操作式的研究，难以形成具有思想含量的原创性成果。对此，很多研究者，特别是一些侧重于具体政策研究的研究者深有体会。所以，当研究方向选定后，进一步的问题就是选好一种合适恰当的理论。
对于研究者而言，理论过大或过小都有一定的局限。理论如果过大，那么同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就很难形成贴切有效的对接，容易形成一些似是而非、大而无当的牵强解释。而理论如果过小，则难免出现视野过于狭窄、解释力不强的现象。这样看来，在不少情况下，选择某种中层理论，是一种合理可行的选择。以社会学为例，比较典型的中层理论有：社会公正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合作理论、平等理论、自由理论、社会阶层理论以及社会福利理论，等等。
选好某种中层理论的最大益处在于，不仅能够使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个依据和归属，而且能够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以可持续的积累和升级换代。中层理论的重要作用在于能够“上挂下连”，即：既能够同宏观理论实现有效的结合，同时也能够相对精当、贴切地解释特定研究方向所关注的具体问题。这样看来，在很多情形下，只有依据某种中层理论，才能科学有效地认识问题。比如，同样是研究改革，如果只是把改革当成自己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而没有以某种中层理论作为依据，只是使用大而化之的理论进行研究的话，那么其具体研究肯定很难深入进行。相反，如果是依据自己比较擅长的某种中层理论比如现代化理论、社会风险理论或是社会转型理论来研究改革，那么，这种有关改革的研究肯定富有成效，容易形成许多有价值、有原创性的见解，而且还能够在具体的研究中使这种中层理论得以不断丰富甚至是得以深化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如果在某个中层理论上有了自己的创意，相对来说就更加容易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同时会使自己在这一领域当中形成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一种说法可供我们参考，三流的企业做效益，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打一个不一定恰当却有一定道理的比方，中层理论就是社会科学某个领域当中的标准。
社会科学研究者既不仅仅是一个以阅读为主要职业和爱好的“读书人”，也不仅仅是一个“以述为主”的教师，而是一个“以科学研究为主”的研究者。因而，科学研究的本质或基本属性便会对社会科学研究者基本行为的本质取向产生重要影响。
同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的本质在于原创（创新），社会科学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原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
[8]。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也指出，“评价哲学社会科学要注重原创性，注重实际价值”
[9]。
没有原创，社会科学也就必然会失去存在的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作为社会科学活动主体的研究者来说，必须具有原创意识和原创能力。
原创就是研究者通过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对某个重要问题提出理论假设，而后进行深入的探索，基于扎实得当的事实依据，形成新的观点。“创造性的主要特征是新颖性和适当性。其中，新颖性是核心。”
[10]社会科学的原创既包括论别人之所未论，推出有新意的观点，也包括从新的角度，或者用新的方法或新的重要依据，验证、解释或充实别人已经提出的某种观点。
前者为上乘，后者为中乘。
第一个误区是标新立异式的“原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
[11]有时人们过于急功近利，既没有采集必要的调研数据，没有收集必要的文献依据，也没有采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没有依据某个严格的理论框架，而只是套用某个“新的”理论（经常是国外“最新版”的，或自创的还没有得以验证的某个理论），就对某个重要问题简单轻率地形成某个“新”观点。
这种做法一般难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严重的是，这种“新”观点一旦成为某种解决现实问题的操作方案的依据，则会产生有害的现实影响。
第二个误区是包装华丽但却缺少思想灵魂的“原创”。如今学术界出现一种现象，有人采集大量的调研数据，引用大量的文献特别是外文文献，采用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演算，阵仗时尚且壮观，没想到最终却只是得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带有常识性的结论。这种做法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却仅仅生成一种“新瓶盛旧酒”的效应，或者是仅仅得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性结论，几乎谈不上原创性的价值。此做法，不但得不偿失，而且有时令人啼笑皆非。
第三个误区是重知识轻思想。知识和思想都很重要，知识是形成思想的基础，而思想则是知识积累的重要目的所在，即事关能否进行原创，两者缺一不可。虽然如此，但相比之下，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创来说，深刻的思想更加重要，其层面要更高一些。只有有了深刻的思想方能形成原创，知识由此方能够具有真正的价值和灵魂。从历史上看，有的大学者知识极为渊博，学养极为深厚，但就是由于缺少深刻的思想，因而其学术研究没有能够做出应有的更大的原创性贡献。
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是每一个研究者与时俱进、不断实现自我发展的必需。随着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既表现为新理论的不断形成，新学科的不断出现，已有学科的不断更新进步，也表现为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进步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显然，在这样大的时代发展趋势面前，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应当具有必要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用以矫正自身可能的任意、惰性、封闭等不足之处。“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往往表现在能正确地对待自身的不足和失败，能够不断地反思自己在学习、行事、做人、人际等方面的问题，在反省中总结教训，不断进步。”
[12]研究者唯有拥有了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方能保证自己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发展自身的研究能力。
从研究行为的技术性角度看，社会科学研究者容易出现的不足之处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有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尤其应当引起重视。
一是纯粹的理论推导。理论推导固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问题在于，这种推导理应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准确无误以及同现实社会生活高度契合的基础之上。但是，同自然科学不尽相同的是，社会科学当中的许多理论具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加之现实社会当中存在大量的变数，而且这些变数又是相互联系的，存在着十分复杂的联动或联滞效应，因而纯粹的理论推导有着较大的不确定性，稍有不慎，便会使推导结论出现程度不同的偏差甚至是重大偏差。经常看到的一种情形是，有的研究者使用一种很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一些很现实很具体的问题，但由于缺少现实依据的支撑，缺少相应变数的分析，于是便造成一种天马行空、放言高论、不着边际、不靠谱的研究状态，从而形成偏差较大甚至是偏执的某种结论。
二是路径依赖的惰性。一些研究者不注意提升自身的职业能力，长期固守多年形成的观念、研究路径。由于不注重与时俱进，因而这些观念和研究路径很有可能已经落伍，相应的，这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便很难具有现代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比如，“新儒学”代表性人物梁漱溟先生看到儒学的重要性，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传统文化毕竟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重要根基（尽管传统文化必须经历一个科学“扬弃”的过程，否则现代文明就无法汲取其合理养分而在现实社会当中生长扎根）。但问题是，梁漱溟对于现代化、现代文明的理解过于简单，几乎没有完整的认知，只是将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优点归纳为两条，即社会组织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先进
[13]。
梁漱溟没有看到高度发达的现代大工业生产、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价值理念的极端重要性，没有看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看到只有经由现代化建设方能解决中国的民族复兴问题，因而便得出如是有违历史常识的偏执结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
[14]类似的现象，社会科学界现在仍有人在重复。
三是囿于狭小研究领域的自满。社会科学包括大量的具体领域和具体分支，有的研究领域十分狭小，而且只是侧重资料整理，职业门槛相对较低，甚至不需要进行较高层面的理论训练，同时从事相关研究的研究者人数很少。研究领域的狭小、职业门槛的相对较低以及研究人员数量的过少，难免容易使相关的研究成果在本领域中居于“领先”位置。比如，一个研究者假若耗费大量精力，用多年的时间去研究杨贵妃的脚的尺寸大小问题，或者是研究曾国藩的胡须的多少和长短问题，那么其相关研究毫无疑问地会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问题是，这一类的研究即便是居于世界领先、世界第一的位置，也没有多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一些研究者多年从事本领域的研究，对于本领域已经形成特定的情感，同时又与别的研究领域很少交流，相对封闭，囿于一隅，井蛙观天，不了解别的研究领域的具体状况。这些，不仅成为催生一些研究者自我欣赏现象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成为“文人相轻”现象的重要根源。凡此种种，便使得这些领域的有些学者难免滋生志得意满、故步自封、排斥或轻视其他研究领域的心理。
无疑，研究者这些可能的不足之处会严重妨碍研究者自身的发展进步，理应予以经常性的反思和矫正。唯有如此，方能保证研究者乃至社会科学整体的不断发展进步。天地很大，学无止境。一个人一旦缺少反省意识和反思能力，肯定没法进步。
无论社会科学研究者有怎样的研究动力，怎样的热情和决心，怎样的知识储备，怎样的研究方向，怎样的原创能力等等，最后都存在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够有效付诸实现？无疑，拥有必要的规划能力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必备要件最终得以实现的有效助推杠杆。换言之，规划性事关社会科学研究者有效推出研究成果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其研究活动是一个逐渐积累、渐次递进的过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在确定了大的研究方向之后，研究者十分需要再制定一个长远性的研究规划，包括比如10年的长期规划、3年或5年的中期规划以及近一两年的近期规划。“目标包括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其具体程度因规划或计划的长远性而不同，越是短期目标越应当具体，长期规划中也应当包括较为具体的阶段性目标。”
[15]而且，对规划所列入的目标任务，应当将之视为刚性任务，除了需要合理调整的之外，大都必须如期完成。
人们有时可以发现一种现象，一些研究者所应当具备的要件大都已经具备，但让人可惜的是，就是由于这些研究者缺少研究的规划性，或者有了大致的规划却没有予以严格遵守、如期完成，因而最终输在缺少规划性这“最后一公里”上。
这里所说的规划性主要是指研究者应当做到“三个集中”和“两个刚性”。
“三个集中”主要是指：其一，注意力要集中。凡是同自己主要职业任务不相干的事情，除非必做不可，应当尽量不去做，至少可以少去做。其二，研究方向要集中。应当尽可能少写一些同自己主要研究方向不相干的文章，应当将自己的主要工作精力投入到主要研究方向当中。其三，时间要集中。大致的看，一个研究者如果每天只是拿出一两个小时进行研究，肯定会落伍；每天拿出四个小时进行研究，只能大致做到不落伍；只有每天拿出八到十个小时进行研究，方能保持专业上的持续进步。
“两个刚性”主要是指：其一，须以论文为本，并且注重撰写“大块文章”。在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当中，论文是最为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不同程度存在。”
[16]不能否认的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目前的学术界存在形形色色的不正常现象，各种各样的学术水货、冒牌货屡见不鲜。
虽然如此，但具体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现状来看，不同的出版社以及杂志社，不同的研究者，其学术研究的严谨性、诚信度还是有不少差别的。就国内社会科学现有的研究成果样式来看，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由于定期评刊的压力以及编辑相对认真把关等多种原因，因而比起专著来说，论文的“水分”相对较少，特别是在较高层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更是如此。虽然不能简单地说较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的所有论文都是高质量论文，一般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就没有高质量的论文，但从大概率的角度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较高层次学术刊物所发表的论文相对来说其整体质量要明显优于一般学术刊物所发表的论文。严格地讲，论文是专著的基础。论文水准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术专著水准的高低。一个研究者一旦用数年的时间围绕一个研究方向完成了高质量的系列论文，那就意味着在此基础上能够形成有分量的专著。不仅如此，以高质量论文为基础，一旦延伸到现实问题，还能够撰写出较高水准的智库研究报告。
其二，有必要设定必须完成的具体成果的刚性指标。应当将自己的研究规划分解为若干个具体的必须如期完成的刚性指标。比如，每年应当按照自己的研究基础，并考虑到其他必须做的事情的时间支出，来确定必须完成的
3至8篇较高质量论文的具体目标，每3-6年必须完成一部较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的具体目标。通过勤奋努力劳作，不折不扣地如期完成这些具体的指标。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回顾总结自己的研究进展状况，就会发现自己在不断地持续前行。否则，一个人总是有种种理由原谅自己的不努力。在所有人当中，最能够原谅自己的就是自己，这是人性的弱点。严重的是，当多次原谅自己完不成应当做的事情之后，不努力就会成为一种习惯行为，不思进取就会成为一种常态，最终则是耽误了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
制定自己的研究规划并予以严格执行的做法，虽然外观上看有些刻板，但总的来说其效应是利大于弊。应当说，每一个研究者可能的研究结果都有较大的弹性空间，而通过研究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研究者最大限度地推出研究成果，有利于研究者在正常休息休闲时间之外，实现时间分配性价比的最优化，较大限度地避免无谓的时间浪费，从而增加研究时间。这种做法，还有利于提高自己单位工作时间的产出效率。比如，一个研究者需要阅读的文献可谓是巨量，光是间接相关专业以及学养类别的论著便是浩如烟海，永远读不完，无法穷尽，而就自己的主要研究议题而言，这些论著尽管有必要，但这种必要客观上存在着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所以，为了研究的集中，为了主要研究议题效益的最大化，就有必要、也必须暂时舍弃一些间接的、同本项研究距离相对比较远的文献。否则，几乎就拿不出时间进行本项研究。再者，研究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也有助于研究者形成必要的自我压力，形成有益的自我督促和学术自律，而学术自律对于研究者一生的职业生涯大有裨益。学术自律会使得以高标准要求自己逐渐成为一种习惯。
显而易见的是，规划能力理应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要件。
总之，一个研究者如果具有上述一系列必备要件，那就意味着其不但具有研究的内在动力，而且具有必要的知识储备、可行合理的研究路径以及必要的自律，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下，其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位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进一步看，中国日益壮大的社会科学队伍当中的大部分成员如果具有上述必备要件，那么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队伍就会从质的层面迈上一个巨大的台阶，就会对社会科学的繁荣以及现代化的推进产生必不可少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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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7FcVzhd3BhHDgEX5lf3jBg）
